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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略历史以及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海外网专访了日本历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请其讲述在扭曲的日本社会中，那些高举维护二战真实历史火炬的故事。

　　有人怕遭排斥 刻意隐瞒实情

　　石田表示，二战时期，数百万名日本军人被输送至战场。即使战败后，尽管日本政府正式接受了盟国对日战犯审判结果，还有不少战争亲历者、媒体乃至政治家妄称，不是“侵略”而是“自卫”。他们虽然心里明白，大规模虐杀奴役战俘与居民等行径、强制女性从事军队“慰安妇”等战争罪责，早就超出了所谓“自卫”的框架，但仍选择无视真相。曾亲自指挥、或亲手实施虐杀的官兵，从战场返回日本后，不仅在人前不提旧事，还往往毫无反省地回归社会，成为战后复兴的主力。

　　这些亲历战争的人刻意隐瞒战场上的实情，或者犯罪意识淡薄，将虐杀行径轻描淡写成“战争就是残酷的”。这就导致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几乎少有提及日本在战争中对它国的侵略行径。从这一角度来说，闭口不谈战场真相的战争亲历者，和隐瞒或美化战争犯罪的右翼势力是一种共犯关系。

　　石田讲到，自己的祖父曾应征参战，但战后谈起战争也仅泛泛而谈吃了苦，受了罪，年幼的自己只知道战争是悲惨的，对战争与和平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概念。在初高中的1980年代，石田的课本仅最低限度地介绍了一小部分日本侵略它国的字眼，对整个侵略战争没有具体讲述，年轻人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石田表示，二战结束后，反映日本侵略一面的社会声音，仅限于很少一些进步媒体和研究人员，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NHK电视台特刊节目等。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政党也曾积极发声。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没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占到人口主流。冷战结束后的日本社会经历了价值观多样化、网络普及等潮流的冲击，隐瞒侵略事实甚至美化日本的战争观开始活跃，历史修正主义横行，冲击着战后一代的思想。在这种大环境下，因坚持追究侵略责任而被社会排斥或歧视的情况频发。

　　有人背负骂名 遭遇歧视攻击

　　在这样扭曲的战争观下，仍有人顶住重压，探究真实历史。石田介绍，1957年，经新中国审判获释回国的日本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这些曾经罪行累累的“日本鬼子”，在各地介绍真实的日本侵略战争，甚至流着泪将这些难以置信的残忍罪行公之于众。“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他们从未原谅过自己犯下的罪行。”

　　石田表示，这些战犯在新中国审判开庭前，经历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反省，承认侵略罪行，对侵略战争的本质有其深刻的理解。然而，他们发出的正义之声招致社会的强烈抵制，甚至遭谴责、辱骂。普通的日本民众带着偏见歧视心态，对归国战犯投以“异类”的眼光，认为他们被“洗脑”，甚至斥其为背叛者。

　　不少“中归联”成员在社会中遭到就业歧视，甚至后代的就业都受到阻碍。“中归联”成员中，妻子、孩子蒙受社会不公、歧视的案例屡见不鲜。还有很多人常年被警方监视，直至晚年，全家被迫过着贫苦的生活。大部分“中归联”的家人无法理解他们，更别说继承他们的思想，不少家人都抱着“别牵连我”的心态，与他们拉开距离。

　　不过，继“中归联”之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正义之士也在埋首挖掘史实、坚持真理。石田讲述了自己的友人松野诚也的经历。

　　松野诚也多年致力于发掘侵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相关史料，这样的学者在日本，也毫不意外地承受着有形无形的多种压力。石田表示，如今的日本社会，除传统右翼外，一大批“网络右翼”很擅长利用互联网制造舆论，煽动话题，特别是浏览量很高的雅虎评论，充斥着各种针对传播真实历史者的中伤、威胁、歧视言论。

　　虽然松野连续发表证据充分、论证扎实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但他无法使用高校研究设施，始终自费调研，20多年来不得不以民间学者身份从事研究。

　　遭受压力的不止松野一人，还包括那些在高校任职、坚持追究战争责任的进步学者。在进步学者的私人住宅及其任职的大学周边，右翼用宣传车当街散发攻击材料，打骚扰污蔑诋毁电话或无声电话，扰乱招生、恐吓称将炸毁学校等等。曾有学校为加强警戒，财务负担增加，还要应对骚扰电话等恶行，这对教职员工作、学生学习都造成严重影响。

　　重压之下，有积极研究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学者或开展相关研究活动的大学，接连遭到右翼势力的胁迫和抗议，还发生过被录用的研究者不得不放弃就任机会的事例。甚至有日本学校和右翼势力保持同调，积极使用篡改事实的历史教科书，给教师施压；也有因校方不堪压力，最终与右翼“同流合污”的。石田称，“当下，正视负面历史开展教育研究的教师、研究人员数量减少，他们承受着各种压力。”

　　有人继承思想 挖掘史实探真相

　　学术圈排挤、网络暴力、社会施压......层层压力下，挖掘历史真相者的脚步仍不停歇。近日，松野诚也在日本发现了一份被指定为最高机密的有关731部队组织构成的资料，并将其影印版带到中国，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还原历史真相再添铁证。

　　石田表示，“提起731部队，日本政府至今态度暧昧，且拒绝承担责任。松野发现的资料来自于日本国立公文馆，为军方档案史料，首次揭示了731部队内部构成、成员职阶等具体情况。”

　　“中归联”成员则以多种形式持续开展了揭露侵略犯罪真相的活动。石田介绍，“中归联”成员活动鼎盛时期多为60岁至80多岁，正好赶上九十年代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时期。这些曾经的战犯在本该安度晚年之时，出版回忆录、组织中日友好活动、参与反对强化安保的行动。1958年“中归联”出版的战争经历回忆录《侵略》至今仍再版发行。

　　他们的努力并非徒劳。石田介绍称，受归国战犯的影响、反省侵略战争的日本战后世代至今仍有活动。今年8月13日，有志青年在鸟取县举办“为了和平的战争展”，为此精心制作了中小学生亦能读懂的展板。同时，还在岛根大学附属图书馆展览战犯组织与个人整理编写的各类反战活动记录、回忆录。他们继承了“中归联”成员未完的事业，继续推动还原史实的反战活动。

　　石田说，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能够在调研中与“中归联”等战争亲历者直接对话，也是从那时起，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亲耳听到亲历者的讲述，让他们的经历为和平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我认为这在当下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提供了解决纷争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不仅对思考解决两国间问题，对不同民族不同制度国家构建新型合作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石田表示，希望更多人能够接触到日本归国战犯的事迹，通过学习史实，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共享真相，而不是被右翼所蒙蔽。“我希望通过研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追究真实历史，警钟长鸣。”石田曾与合作者执笔出版了《新中国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日·社会评论社，2022年末)。

　　石田表示，在日本社会中，能够且愿意正视侵略历史的呼声虽然微弱，但无论在任何时代，总有人顶着社会扭曲的舆论压力，逆流前行。“我愿意为那些探求真相者继续点亮前行之灯，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使命所在。”(海外网 王珊宁)

　　海外网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编辑:张子怡】

　　中新网北京9月3日电 题：专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乡村振兴，乡创何为？

　　“中国文化的一大底色是乡土基因。乡村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外在的符号，要深入内部提取乡土基因，推动人们在数字社会实现对乡村的文化认同。”近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乡村不是被城市超越和遗忘的“故旧家园”，也不应停留在游子凭吊怀念的“乡愁意象”，而应以其独特性推动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简称“乡创”)计划提供了具体指引。此前，向勇团队已进行了多年的探索。自2016年起，通过“白马花田”等乡创实践，向勇团队逐渐构建起以文化艺术为主导、数字技术为支撑、“公益+商业”的运营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向勇。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文化产业属于后工业产业，它的主战场是城市，这是我过去的刻板认知。在这方面，乡村是长期被忽视的。”向勇表示，在以文化创意和艺术介入乡创实践的过程中，他对文化乡建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2016年，借着返修祖屋的契机，向勇组织师生家人在四川宣汉白马镇打造了花田间国际乡村创客营地。2019年，向勇团队又发起了大巴山花田艺穗节、花田创客行动等系列乡创活动。

　　向勇说：“回到乡村现场，我希望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式，弄清楚在乡村开展文创活动会遭遇怎样的挑战，以及它与城市文创的区别。”

　　“刚开始对接时，村民问我们能否帮他们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种植，但我们是公益的文创团队，没法解决这种诉求。”他介绍，村民们更关注能立竿见影带来经济效益的实体项目，而对于非功能性、艺术性的方案一开始不太能理解。

　　在向勇看来，这种磨合是乡村建设中的普遍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推动构建“公益+商业”的可持续机制。“我们首先以公益的方式挖掘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之后将其转化和培育成研学、民俗等若干商业生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提取乡土文化原型、转化乡村创意资本，向勇团队打造的“白马花田”模式逐渐向全国推广，在浙江湖州窑里村等地生根发芽。“现在许多乡村的基础设施很完善，和城市没什么不同，但缺乏活的、文化的灵魂。我们要做的就是以系统性、活态性和有地方特色的方式营造传统村落的现代生活美学。”他说。

“白马花田”乡创实践现场。向勇供图

　　《意见》指出，创作传播展现乡村特色文化、民间技艺、乡土风貌、田园风光、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数字文化产品，规划开发线下沉浸式项目，带动乡村文化传播、展示和消费。

　　向勇谈到，广义的乡创不仅包括文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还包括农创(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和科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在数字时代，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要超越功能性的硬创新，关注重视审美与精神价值的软创新，实现融合式的巧创新。”他说。

　　向勇举了一个“数字科技赋能古村”的实例。位于江西抚州金溪县的游垫村，是一个进士文化浓郁的明代村落。近年来，他的团队运用投影技术、光雕技术等多种手段，打造了涵盖沉浸式户外展览、数字民宿厅等形式的“数字游垫”文化品牌，将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技术相融，活化乡村优秀文旅资源。

　　作为第三方力量，高等院校以专业技能、价值情怀和公益精神推动科技赋能文创。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成立了数字创意实验室，正研发数字影像、数字展演、数字非遗等具体项目。向勇团队也牵头建立了中华美学基因库，为乡村文化遗产的创意传播、文创转化和数字化开发搭建数据库平台。

　　向勇说：“技术作为手段，可以形塑文化产品的具体风貌，推进文化铸魂。它带来的效益不仅体现在文化领域，而能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说，在乡村这个载体上，科技手段和文化手段是相辅相成的。”

志愿者在四川宣汉白马镇毕城村。向勇供图

　　向勇介绍，在他每年招收的七八名硕士研究生中，约有一到两人选择乡创方向。在一年半的培养时间中，他们会在一个村庄内开展乡创研究和实践。“北大举办了3期艺术创意与文旅融合高级研修班，每期招收50到60名学员，里面有很多人从事乡创工作。培养出的人才会进一步深入乡村、扎根乡村、服务乡村。”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意见》特别提到，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实施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建设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人才库。

　　“文化产业特派员扮演三种角色，一是文化陪伴者，要心怀敬畏体验乡村的活态文化；二是创意赋能者，需掌握一个或多个《意见》部署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的技能；三是价值共生者，要以在地乡民的利益为先，实现乡创公益事业和商业发展的整体平衡。”向勇指出。

　　去年5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联合20余所高校、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共同发起了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乡村文化创意分会。

　　向勇说：“分会的成立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人才和技术等要素聚集，为文化产业特派员的试点工作提供了组织平台支持。比如我们跟河南省文旅厅合作，成立了河南省乡创赋能中心，第一批试点村有20个，未来试点规模会不断扩大。”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连接、赋能、共生，即用文化、教育和知识去连接本地人与外来人，用空间、艺术、产品去赋能乡村经济，实现乡土共同体的构建和价值认同体的营建。乡创是一个‘慢养滴灌’的过程，汇聚更多‘小火苗’，才能共同塑造充满感性、灵性和理性的乡土空间。”向勇说。(完)